环境污染的危害是巨大的，涉及面广，危害程度大，侵袭性强，且难以治理。我们需做好每一步环境污染防止的工作，坚持预防为主，防止结合，综合治理的原则，真切地把环境保护与治理同经济，社会持续发展相协调。
　　肮脏的空气和污水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质量，但影响程度因人而异。每一个环境问题，都会给一批直接受害者带来深重灾难。在黄海边的产业园区里，有被化工厂包围的村庄，那里的人们好几年没开过窗户。在广州近郊，有生活在垃圾焚烧厂旁边的居民，他们举着癌症病人的名单，反对垃圾焚烧厂扩建。他们的遭遇成了其他地区反对新建垃圾焚烧厂的理由，但对他们的诉求，人们报之以沉默——“邻避运动”就这样被扭曲成了以邻为壑。湖南的镉米在广东引发了恐慌，幸亏消费者还有别的选择——这是自由市场的好处，但稻米产地的农民无法分享这种好处。他们受害*深，却得不到任何赔偿。乐邦聚合氯化铝生产厂家介绍。
　　在中国，环境污染摧毁了很多人的生活。土壤污染从农民手中夺走了耕地，水污染让渔民失去渔场。对就地上靠的水库移民和生活在矿区的人来说，脚底下缺乏一块坚实的地基，日夜生活在滑坡和塌方的恐惧之中。还有尘肺患者和癌症村的村民，他们都不是普通的受害者——不是周生贤提到的那类受害者。
　　环境污染造成健康和财产损失，低收入阶层往往首当其冲。从事体力劳动的直接受害者，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*。环境污染常常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媒体报道过的大量案例：不管是西部矿山里罹患尘肺的矿工，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因生产苹果手机而致残的工人，受害者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一旦因污染事故失去劳动能力，紧接着就失去收入来源。如果得不到及时和充足的医疗救助，事故造成的损害会长远化，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。这个悲剧的循环，揭示了环境问题中很少受到重视的一个侧面：环境污染拉大了本来就很触目的贫富差距。
　　环保部负责统计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但它发布的数据和预算报告一样笼统。不管是2万亿，还是更为保守的1.5万亿——除了数字，报告中几乎不包括任何具体的事实。官方对环境损失的统计，也把受害者的差异完全排除在外。这些数字为中国政府的环境政策提供支撑，不但误导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，还误导了公共资金的投向。
　　关于前者，*明显的例子是，在北京和上海遭遇历史性的空气污染之前，城市居民大多对环境问题抱事不关己的态度。对他们来说，环境污染总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和别人身上。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，通常认可中国政府设定的工业化路径，把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直到糟糕的空气引发了大量呼吸系统疾病，并大大降低了日常生活的质量，政府才在抱怨声中匆忙着手修改中期和长期规划，把环境影响纳入其中，并从政治伦理的高度阐释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。即便如此，对环境问题的主流看法，只是后退了一小步，从“先污染后治理”变成了“边污染边治理”。只要不像厦门、大连、昆明和成都的市民那样，受到石化项目近在咫尺的威胁，人们很少觉得有必要打破污染和治理的循环，将可能造成污染的项目终结在论证阶段。
　　关于后者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环境污染已经对成千上万人的健康造成可见的损害，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仍然受到不正当的保护，公共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已经产能过剩的政府项目，而不是用于逆转环境恶化的趋势。对环境受害者的统计和补偿机制，根本没有提上议事日程。
　　统计学家、环境经济学家和环保机构应该立刻行动起来，改进环境损失的统计方式。除了统计环境损失的总量和区域差异，他们还应该描述环境危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。经济学家用恩格尔系数——食品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——来衡量贫富程度（恩格尔系数越高的家庭越贫困），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（基尼系数越高，分配越不公平），在评估环境影响的时候，有必要引入类似的指数，以测量环境损害对家庭收入的影响，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。新的指数将帮助我们摆脱从技术层面看待环境危机的狭隘做法，并把环境污染还原成一个社会问题——它强化了当前的社会结构，并放大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。新指数也能让我们从新的角度，重估中国的环境政策。
   　今天的我们是明天社会的主人，保护和改善周围的环境，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我们要从我做起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做环保的有心人，注意节约资源，回收废品，多参加环保活动，多植树，多种花，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环保小卫士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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